朱锋：百年大变局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与愿景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
与此同时，世界政治格局相对“东升西降”态势加深了西方国家对自身“优势地位”消解的焦虑与不安，也加速了西方国家对华“敌意合理化”。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变动为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打开了窗口，但同时也引发了这些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国际环境谈判的利益分化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这意味着，百年大变局下的国家发展“危”与“机”并存，国家间信任裂痕不断加大。
在此变局下，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的联合”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的“两个联合”思想，其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天下主义”“和合主义”等的结合。
2012年，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并将其解释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由中国推向世界。他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自此以后，习近平不断通过各种场合丰富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内涵。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的核心，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核心体现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的“五位一体”。
二、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21世纪世界政治可持续的和平提供了新思路。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之于既有“优势地位”消解的焦虑引发了新一轮“地缘政治”博弈。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十年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预计到2035年，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达到60%。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难以走出“国强必霸”的历史经验，其在诸多国际议题上体现出了较强“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逻辑。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中的国家间和平相处之道拥有多重指向：在大国关系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与周边国家相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议突出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在与发展中国家相处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的正确义利观;在处理多方面矛盾与争端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
三、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政治长期遭受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21世纪的世界政治更加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议题所困扰。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21年发布的《海洋、气候与天气简报》，20世纪以来，海平面已上升15厘米，2100年前将达到30—60厘米。2018年，全球约有1.08亿人因风暴、洪水、干旱和野火而需要国际人道主义系统的帮助。到2030年，估计这一数字会增加近50%，每年成本约为200亿美元。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将把福岛污水排放入海。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指出，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从排放之日起57天内，放射性物质将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十年后蔓延全球海域。“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日本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将给全球安全带来深远影响。
世界政治的全球化与相互依赖加快了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进程，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密切相关，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不仅是对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结，也是建设一个普遍安全世界的必经之路。
四、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频发，共同发展与繁荣的世界任重道远。在中美长期处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推进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对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负面效应影响深远，并波及欧盟。一战后美国的大脱钩实践也已证明，基于“零和博弈”的经济对抗，“以邻为壑”的自私行为可能导致世界性经济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要打造的是“利本国”和“利他国”相统一的“利益共同体”。
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依托“一带一路”及其配套的合作设施与机构，中国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上持续彰显大国担当。
五、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世界政治结构中力量组成的多元化，当前的国际体系正朝着多元秩序体系(multi-order system)转变。多极叙事(multi-polar narrative)、多伙伴叙事(multi-partner narrative)与多元文化叙事(multi-culture narrative)预期了一个由新兴(大国)力量所组成的更具多元化的国际体系。为了预防文明间战争的悲剧，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各核心国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建议，并强调建立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最可靠保障。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的强调高度契合。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优越。
六、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气候变化问题与海洋治理议题密切相关。气候变化将对渔业产生不利影响，增加对洄游鱼类种群的竞争,从而加剧海洋争端升级。1970年以来，全球海洋在持续升温,海洋已吸收了气候系统中90%以上的多余热量。海洋变暖的速度加快，海洋热浪的频率与强度不断增大。热带气旋带来的风和降雨有所增强，极端海浪暴发频率的增大，再加上海平面的上升，海洋灾害状况进一步恶化。在过去50年里，热带气旋造成了1945例灾害事件，导致77.9万人丧生、1.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清洁美丽”世界的追求体现了其对“清洁美丽”的全球海洋治理观的重视。
对“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的追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自然本身的关照，也是中国对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责任。当前基于“共同体”意识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的重中之重，中国“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是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者对《巴黎协定》的承诺。
21世纪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海洋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海洋占据地球表面71%，承担着约50%总初级生产力。“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领域的延伸，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崛起”必须依托海洋，也需要进一步走向海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求与目标必须要充分考虑植入“海洋因素”。现今的海洋治理已经陷入目标不清、手段缺乏、协调不力的状态，未来从区域与全球海洋治理均需要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共识。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前身《亚非纵横》。
文章2021年9月6日首发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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